刘一杉：挣脱“自由”的枷锁——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伊莎贝尔 | “大时代中的‘微’世界”专题（三）
策划人/王利平
以《一位女士的画像》改编的电影剧照，图为女主人公伊莎贝尓（Nicole Kidman饰）
自由(Liberty)是现代个体的普遍追求，也是美国精神的底色。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以下简称《画像》）中，塑造了一位酷爱自由的角色，即女主角伊莎贝尔·阿切尔(Isabel Archer)。她美丽、聪慧，骨子里有一股爱自由胜过生命的冲劲儿，还意外获赠了一大笔遗产。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备受作者偏爱的少女，她的突变命运，她的婚姻悲剧，才最让我们唏嘘。为何她执意嫁给一名不文的奥斯蒙德？为何她在发现了婚姻的丑陋真相后，没有选择恢复自由，而是再度回到丈夫身边？更重要的是，如果今天我们依旧认为个体自由是值得珍惜的价值，伊莎贝尔的经历能为我们提供什么警醒和教导？
The Portrait of a Lady书影
研究者们普遍同意，詹姆斯在《画像》一书中批评了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哲学。后者设定了一个“自我”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个体的“自我支配”只有在摆脱了社会习俗和秩序的条件下才能达成（毛亮，2015：7）[1]。詹姆斯通过描绘伊莎贝尔这一兼具悲剧性和生命力量的人物，展示了爱默生的哲学将青年人导向一条空洞、沉重又充满焦虑的“自由”之路。詹姆斯相信，个体自由不仅首先是伦理性和指向行动的，而且是不畏惧社会性力量的。真正的自由不是摆脱一切“枷锁”，而是潜藏在人直面“枷锁”的过程中。
伊莎贝尔年方十六，志存高远。她面对求婚者时的这段动人自述，能让读者一睹她的性格风采：
“我属于独立自主的那一类人。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我不富有，性格严肃；我也不漂亮。所以，我不会胆怯，也不会拘泥于世俗；事实上我也承担不起这些奢侈。而且，我要靠我自己来判断一切；我想，即使判断错了，也比不做判断更加高贵。我不想只做羊群中的一只绵羊；我想选择我的命运，了解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只知道那些别人认为可以告诉我的事。”（152）
这可谓是个有棱有角的人物，她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自由与独立的重视。第一次见面时，拉尔夫的一句“她（指姨妈）收留了你”就深深刺痛伊莎贝尔的自尊。“被收留”意味着依赖他人，仰仗他人鼻息，这在伊莎贝尔绝对无法接受。在此时的她看来，“自由”（Liberty）等同于独立和自主，意味着远离、或至少是警惕他人和社会意见对自身意志的干涉。
在面对“美国老乡”古德伍德的追求时，伊莎贝尔观念中对一个完整自我的渴望更加凸显。古德伍德是典型的工商业实干家，他在事业上绝不退缩，一如对爱情的穷追不舍。伊莎贝尔正是部分地出于想躲开这位求婚者的心理，才远来英国，而他却步步紧随着这位心上人。伊莎贝尔并不讨厌古德伍德，承认他是一位相当杰出的美国人。然而，她却无法忍受古德伍德身上的力量感，那强烈的意志力量被伊莎贝尔认为是侵犯性的，是必须躲开才能获得自由呼吸的空气的。“有时，卡斯帕·古德伍德似乎横亘在她的命运一边，是她生命中最顽固的事实”（108）。
除了古德伍德外，鼎力支持他的好友亨丽埃塔和也向伊莎贝尔求婚的沃伯特勋爵同样被伊莎贝尔视作对自由的潜在威胁。在步入婚姻前，真正获得了伊莎贝尔信任的人是拉尔夫、杜歇夫妇和梅尔夫人。这个小圈子其实就是伊莎贝尔的“导师团”，对于我们理解伊莎贝尔的婚姻选择非常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个人都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人，也都非常熟悉伊莎贝尔所向往的个体自由主义。不过，只有前三位真的欣赏并期待着伊莎贝尔自由意志的结果。
姨夫杜歇先生在去世前，一直看重伊莎贝尔，相信优秀的美国女孩子一定会在欧洲大有可为，也是与他的对话使得伊莎贝尔坚定拒绝沃伯特勋爵。杜歇夫人虽然为人冷淡，但她也欣赏伊莎贝尔的独立性格，甚至能忍耐二人有时的意见不合。
真正保护、甚至助推伊莎贝尔自由地走向婚姻的人，恐怕还是深爱着她的表哥拉尔夫。拉尔夫身患重病，已经绝弃大部分生活希望。既然不能畅快地活着，他最后的愿望就是畅快地“看”这个世界，特别是要从看他表妹的活动中收获最大的快乐。“我只想做你人生的观众——对此我兴浓意厚，这就让我满足了…现在，游戏已经掌握在了你的手中，我指望着你能给我们一场精彩的演出”（140-141）。在杜歇夫人都担心奥斯蒙德对伊莎贝尔构成威胁时，是拉尔夫说服了他的妈妈，伊莎贝尔绝不会拜倒在这第三位追求者面前。爱情让拉尔夫对伊莎贝尔怀有无限的信心，他多么希望、多么肯定她能一帆风顺呀！
但是，作为读者的我们不能不看到，拉尔夫的愿望注定要落空。此时的伊莎贝尔还太过幼稚，努力地脱离与他人的关系，使伊莎贝尔几乎活在真空的想象力世界中。在欧洲之行中，她确实看到了很多名胜古迹、人文风情，也见识了贵族气质，但这些“经历”没有转化为能增强她对人性认识和判断力的“经验”。别人看到的是庸俗和罪恶，而伊莎贝尔却将其想象为优雅和杰出。她认识的全是这世界上最高贵、善良的人，却自以为有了在大千世界中自由翱翔、避开险恶山峰的能力，这是伊莎贝尔性格中最危险的倾向。
上述三位真心爱护伊莎贝尔的亲人，他们出于对少女自由意志的尊重和好奇，谁都没有出手干涉伊莎贝尔的婚姻。他们只是怀着最大的善意，期待着看她会如何选择。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如此“不干涉”竟会使伊莎贝尔掉入梅尔夫人的阴谋。
梅尔夫人是伊莎贝尔见过最优雅、博学、智慧的女子，她很快成为了伊莎贝尔的偶像，她的话语对伊莎贝尔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终于，当梅尔夫人得知伊莎贝尔暴富，想到自己有可乘之机——撮合伊莎贝尔与前情人奥斯蒙德的姻缘，并为自己的私生女潘茜谋个好后妈时，她立刻开始行动。她在伊莎贝尔面前将奥斯蒙德好话说尽，将他打造为“郁郁寡欢的流亡王子”（233）。梅尔夫人太了解伊莎贝尔了，她的计谋灵验无比，后者的想象力立刻将奥斯蒙德理解为一名不被世俗欣赏的落魄艺术家，一名最有品味和知识、但生不逢时的英雄。以至于，才在第二次见面时，我们曾认识的那位自信少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小心翼翼的女子，害怕在有好感之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欣赏能力可能很粗俗。伊莎贝尔的想象力让她看不透奥斯蒙德刻意营造的品味，反而为其增补了一副田园牧歌式、自由的理想生活外壳。
那个曾经最警惕于他人意见的伊莎贝尔，怎么会这么快地投降于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的诱导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伊莎贝尔还不理解，“自由”生活的外表和实质的区别。沃伯特勋爵的求婚，在她眼里好像是“一个地域巨子、政界要人、社会名流，正在孕育着某种意图，要将她拉进他所生存和活动的体系中去…她的直觉——它并不专横，却很有说服力——告诉她要抵制，喃喃地对她说，她有自己的体系和轨道”（96）。伊莎贝尔抵制的是沃伯特勋爵所代表的英国贵族社会，但她却忽视了眼前具体的人的生活，即勋爵并非一位迂腐固执的老爷，而是思想相当激进、甚至意图放弃爵位的改革派。另一边，她却在奥斯蒙德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理想：与社会意见决裂的、完全的独立，这是最能表明“自由意志”的方式，因为其他所有方式都不免可以被指责为社会意见的反映。“我天生并不淡漠。而是我经过思考和努力而获得的自我放弃”（254）。“那真是美好的生活，放弃一切，除了科勒乔！”（255）然而，她没有看到，奥斯蒙德的遗世独立完全是因为条件所限和隐藏野心，而非真正的高尚。“外面看奥斯蒙德似乎是世界的主宰，其实远非如此；他实际上只是它卑微的奴仆，外界的关注度成了他成功的标杆（387）”。
The Martyrdom of St. Placidus, Flavia, Eutychius and Victorinus,
科勒乔, 1524 ca.
压倒伊莎贝尔的不仅是突如其来的财产及其重担，更重要的是她身上迫切的行动欲望，以及这一行动欲望和她理想中的自由探索之路的矛盾。自由选择对她来说是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似乎要看遍这个世界的全部可能性，才能做出配得上至高自我的决定；然而，当她看得越多，当机会在面前流失得越多，她就越焦虑于当下的迷茫和停滞不前。
伊莎贝尔拒绝沃伯特勋爵时，曾有过这样一段的内心独白：
“她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居然能如此高看自己？她抱着什么样的人生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什么样的幸福观，让她觉得高于眼前这巨大的，天方夜谭一样的机遇？如果她拒绝这样的人生，她就必须做出伟大的事，更加伟大的事情”（104）。
伊莎贝尔追求的自由选择权，似乎承诺着她会在某个遥远的未来做出一些成就，这些成就就算不是惊天动地，至少也符合她对自身的期待。未来承诺中的行动和当下确定的停滞就构成了矛盾，使得夹在其中的伊莎贝尔感到痛苦。伊莎贝尔目前能做的只是消极地拒绝求婚，而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主动地面向世界，给自己一个交代了。作为读者，我们分享着伊莎贝尔迫切的行动意愿，但也希望她急切的心情和不切实际的辨别能力不要带来太可怕的后果。使事情看上去更危险的是，一向爱护伊莎贝尔的杜歇先生在这时去世了，一笔不小的遗产意外地落在了伊莎贝尔头上。尽管伊莎贝尔最初以痛苦与无措来面对这笔财富，但“很快，女孩就认定，富有是件好事，因为那意味着你能有所作为，而能够有所作为是美好的”（198）。伊莎贝尔未来的丈夫奥斯蒙德，正在此时出现，为伊莎贝尔提供了一个看似有所作为的甜蜜前程。
当拉尔夫得知二人订婚的消息，惋惜地提醒伊莎贝尔她曾怀有的“对世界获得一个全面的印象”的理想时，伊莎贝尔如此回应他：“我已经明白，要做如此宏大的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必须选择一个角落，精耕细作”（333）。这种希望深耕生活、希望扎实行动的愿望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伊莎贝尔并不是选择了一个平等的爱慕对象，一个在这世界上共同劳作的伙伴，而是选择放弃自由的重担，把自己奉献给一个据她相信是更高尚的灵魂，由奥斯蒙德带领她继续生活。“你不尊重我的旅行，你觉得这很可笑……你看到了我的无知，我的谬误（298）”。她就这样看似“一劳永逸”地“把自己交了出去”。她不再独立做判断，也放弃了部分人格。我们的女主角，正是在自由的重压和诱惑下，放弃了自由的权利。
The Portrait of a Lady (1996上映)海报
读过《画像》的读者一定都对奥斯蒙德的冷酷印象深刻：他利欲熏心却假冒高雅，不顾亲生女儿的爱情而将她当作攀龙附凤的工具，意欲控制妻女的思想，一旦不顺则以诛心相待。与这样一位丈夫的结合，使伊莎贝尔步入一个未曾想过的冷酷世界。看着那位在旧时好友面前戴上面具三缄其口的伊莎贝尔，看着那位犹豫着要不要顺应奥斯蒙德的希望、撮合潘茜与沃伯特勋爵的伊莎贝尔，我们——这些陪她度过在花园山庄天真岁月的读者，发现她的面目愈发陌生，甚至担心她的人格将会被丈夫的黑暗吞噬。
事实证明，女人公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坚强，更有担当。她出于自己的意志，做错了人生一个重要的选择。在那些夜深人静，独自面对烛火的冥思时刻，她一定也会后悔那时的轻率与幼稚。然而，伊莎贝尔的人格力量在于直面选择的错误，从冷酷的后果中寻找救赎的可能性。
婚后的伊莎贝尔有了一个关键性的转变，那就是她不再抵制社会身份对自己的要求，而是勇敢地投入妻子和母亲这两重身份要求的责任中。婚后，继女潘茜成为伊莎贝尔生活中仅剩的光明。潘茜的婚事成为伊莎贝尔发现奥斯蒙德与梅尔夫人真实关系的线索，而她也是从守护潘茜的爱情开始，才有勇气直接对抗奥斯蒙德。自由不意味着独立于世界。相反，投入世界的行动，与他人真正的关系与互动，常常成为人们争取自由的勇气来源。可以说，对潘茜的承诺和爱意支撑起了伊莎贝尔回到罗马去面对奥斯蒙德的勇气。
然而，只用潘茜的存在去解释小说的结局是不足够的，因为在告别潘茜的路上，伊莎贝尔尚未做出最后的选择。是在花园山庄见证拉尔夫的死亡和经过古德伍德的求婚后，詹姆斯才安排伊莎贝尔匆匆返回罗马。与拉尔夫的和解使伊莎贝尔意识到自己始终被爱着，爱情点燃的是她那行将熄灭的、依靠自己生活的热情。“在很长的时间里，生活将成为她应对的主要内容，这是她内心深处的感觉，这种感觉比任何放弃的愿望都要深刻”（556）。最终，古德伍德的爱情，那充满着痛苦和力量的坚定爱情诱惑着伊莎贝尔。她完全可以回到美国，和古德伍德开始新的生活。然而，这么做在伊莎贝尔看来无异于逃跑，不仅逃避了对潘茜的承诺和责任，更是辜负了自己，辜负了拉尔夫对自己的爱。只有能承受选择后果的人才配得上自由选择，也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自己和他人的爱与尊重。
The Portrait of a Lady 剧照
在1881年初版的《一位女士的画像》的结尾处，古德伍德再次来到伦敦，却得知伊莎贝尔已经动身前往罗马。
亨丽埃塔已经走了出来，随手关上了门；她伸出手，抓住了古德伍德的胳膊。“听我说，古德伍德先生，”她说，“你等一等啊！”
听到这话，他抬起头看着亨丽埃塔。（587）
合上小说的读者不禁希望，伊莎贝尔会不会正在门后？或者，她是否只是回到罗马完成未尽的义务，亨丽埃塔的话是否暗示着她会在未来与古德伍德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在1907年小说的“纽约版”问世时，亨利·詹姆斯亲手杀死了乐观的可能性。他续写了上一版的结尾：
而从她的脸上，他才发现她的意思只是他还年轻，这让他有些反感。她目光炯炯地看着古德伍德，可也给不了他太多安慰；但在这个瞬间，他好像一下年老了三十岁。她陪他离开了那里，却似乎也给了他保持耐心的钥匙。（同上）
在完成小说的二十多年后，步入老年的作家更成熟深沉。他不再满足我们对圆满的向往，他要写的是人类在面对自由和命运时的英雄主义。詹姆斯笔下伊莎贝尔的故事说明，尽管自由的口号非常甜蜜，但通向自由的道路却充满无限的考验与磨难。追寻自由也许会让年轻少女吃尽苦头，但也正是从这些考验和义务之中，人才能获得足够承担自由的能力。所以，伊莎贝尔真的走了，回罗马去继续面对那冷酷的生活。而古德伍德先生也要做与她类似的事情，忠于选择，保持耐心，继续等待那一份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倾心。█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自我、自由与伦理生活：亨利·詹姆斯研究/毛亮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
编辑 丨王 锐
校对 丨戴玲娟
审核 丨杨勇、李昊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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